案例2：福建地稅稽查局在檢查M公司時發現，該公司2013年年末應付職工薪酬余額1億元，這部分工資薪金在2014年1月份發放，即：所謂的下發薪。北京國稅局要求這部分工資必須扣除在2014年，而不能扣除在2013年，因此應進行納稅調整。

分析：福建地稅稽查局執法的理由有三個：
    第一，《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第34條規定，企業發生的合理的工資、薪金支出，準予扣除?！鞍l生”二字，理解為實際支付了。

第二，《實施條例》第三十四條所稱的“合理工資薪金”，是指企業按照股東大會、董事會、薪酬委員會或相關管理機構制訂的工資薪金制度規定實際發放給員工的工資薪金。

第三，《關于我國居民企業實行股權激勵計劃有關企業所得稅處理問題的公告》（國家稅務總局2012年第18號公告）總局的解讀第五條闡述要求股權激勵在行權時才能扣除的理由：“而根據稅法實施條例第34條規定：”企業工資薪金支出，必須是每年度“支付”的。而上市公司實行股權激勵計劃，是設定一定條件的，在實施過程中，有可能滿足不了；況且股市發生變化，也可能影響行權（如授予價高于行權時的股票市場價格，現實中有許多公司出現這種情況），這種不確定性的成本費用，稅法不允許當時就給予扣除。

因此，根據稅法的規定，這種費用，應在激勵對象行權時給予扣除?！斑@種說法，更加強化了工資薪金必須在當年”實際發放“才能扣除的概念。

福建地稅的這種理解，單單從法理上來說，是不無道理的，但是下發薪的企業，每年都要對工資薪金兩次調整，1月份發放時調減，年末12月份工資調增，增大了征管成本，而且這種征管成本的加大，是沒有多大意義的。

因此，全國大部分省份在34號公告下發之前，就是將支付時間放寬到了第二年5月31日，也有個別省份堅持12月發放才能扣除。比如北京市國稅局、福建省地稅局、廣州市國、地稅局，就是堅持這種觀點的。最有趣兒的是天津國、地稅，規定在第二年1月份發放的允許扣除在計提年度，否則只能扣除在實際發放年度。

34號公告第二條規定：企業在年度匯算清繳結束前向員工實際支付的已預提匯繳年度工資薪金，準予在匯繳年度按規定扣除。

上述規定，實際是對福建地稅等局隔空喊話，別再增加無謂的征管成本了，稅法原理應該遵從，但是不能達到潔癖的程度??！

案例3：H省國稅稽查局在檢查某國有企業M公司時發現，該公司在當年工資限額1億元，已經足額發放。同時還列支勞務派遣的勞務費支出3000萬元，其中2500萬元支付給勞務派遣公司，500萬元自行發放。稽查局根據《國家稅務總局關于企業所得稅應納稅所得額若干稅務處理問題的公告》（稅務總局公告2012年第15號）第1條規定，要求企業將3000萬元全部計入工資薪金項目。而根據國稅函〔2009〕3號文件的要求，企業工資薪金限額為1億元，計入工資薪金后，超出了工資限額，應全部進行納稅調增。

分析：
    2012年15號公告第1條的規定，總局的立法本意是想對企業有利的，因為如果作為勞務費扣除，不能作為職工福利費扣除限額的基數，而按照15號公告的規定，可以將勞務派遣支出全部作為職工福利費基數。總局所得稅司在《中國稅務》2013年第3期，發表署名文章《納稅人不可不知的所得稅新政》，進一步闡述：勞務派遣用工費用分兩種情況：
    一是企業直接向派遣員工本人支付費用的，按規定區分工資薪金和職工福利費用支出。
    二是企業向派遣方支付費用的，凡沒有區分工資和福利費用的，可全部作為工資薪金支出稅前扣除，并計入工資薪金總額；如果用工企業向派遣員工額外支付的加班工資、獎金、職工福利費等支出，按規定區分工資薪金和職工福利費支出。

但是總局的好意，實質上引起了文件打架，試圖解決福利費基數問題，最后的后果卻是嚴格按照3號文件執行，卻一分錢都不能扣除了。

因此北京國稅局一直以來的口徑就是區分直接支付和間接支付，直接支付作為工資薪金，間接支付作為勞務費用扣除，34號公告認識到原來的15號公告，其實是“好心辦了壞事兒”，因此在34號公告撥亂反正了！

34號公告第3條規定：企業接受外部勞務派遣用工所實際發生的費用，應分兩種情況按規定在稅前扣除：按照協議（合同）約定直接支付給勞務派遣公司的費用，應作為勞務費支出；直接支付給員工個人的費用，應作為工資薪金支出和職工福利費支出。其中屬于工資薪金支出的費用，準予計入企業工資薪金總額的基數，作為計算其他各項相關費用扣除的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