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個向度：法律規范權力——法律優位

當法律規定和權力博弈發生沖突的時候，怎么樣處理法律和權力的關系?這是法治思維要優先面對的一個重要問題。筆者認為，一定要用法律規范權力，即法律優位于權力。法治思維的第一向度就是要強調法律優位于權力，權力必須要服從于法律。

第二個向度：司法矯正行政——司法優位

行政管理和司法規制都是貫徹落實法律規定的基本制度體系，是法治的兩個重要環節。一般而言，兩者在法律制度的統一安排下，各自分工負責法律的貫徹落實。行政一般在行使積極執法，而司法行使消極執法(不告不理)。二者在法治中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似乎不應有優位和末位之分。在全面推進法治的改革中，強力進行司法改革是重要內容之一。這也說明，行政與司法的沖突在我國是客觀存在的。那么，當這兩者發生沖突時，究竟以行政來統制司法，還是由司法來矯正行政?一般而言，只有強調司法優位，才能為法治的貫徹落實提供組織保障，才能對天然具有權力優勢的行政予以法律監督、制衡和干預。同時，司法作為法律運行最終環節的權力屬性和“弱權力”的屬性，也決定了司法優于行政。因此，強調在法律的貫徹落實中，司法優位于行政，是法治思維和權治思維的一項重要區別。

第三個向度：一般調整特殊——一般優位

法律是一般的、普遍的行為規范，法律如果不表達這種一般性、普遍性，社會調整就會從一般調整退化到個別調整，結果只能是耗時費工、收效甚微。而我們所面對的社會關系以及形形色色的個案卻總是特殊的。因此，在法治世界，總是面臨著一般和特殊的沖突。那么，當一般和特殊真的發生了矛盾沖突時該怎么辦?一直以來，我們崇尚一個非常重要的理念，即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恰恰是因為這樣一個所謂的“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導致的必然邏輯結果是我們總是以具體(特殊)來解構一般。如前所述，法律和法治恰恰是一般的、普遍的規范，對所有特殊的問題，都要求必須在一般框架下。一旦在現實生活中拋棄法律的一般性而奉行“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就必然導致用中國古代已經存在的所謂“權變思維”解構“常經思維”。當然，適當的“權變”是對的，可一旦把“權變思維”當作日常行為的一個普遍規則，當作“具體問題具體分析”，而不顧法律之“常經”，那就必然會導致權變的特殊性架空法律的一般性。正因如此，在法律的一般性和事實的特殊性之間相沖突時究竟哪個優位?毋庸置疑，法治思維必須強調法律的一般性優位。

第四個向度：形式規范實質——形式優位

法律和法治是一種形式理性，但不能止于形式，而要通過形式理性達到更為廣泛和一般的實質要求。這就涉及法律的形式規范和社會對實質公正的要求何者優位的問題。在現實世界，始終存在著形式理性(形式正義)和實質理性(實質正義)的關系問題。二者在實踐中可能是和平共處的，但也常常會發生沖突。現代法治只能強調形式理性優位于實質理性，因為在實質上我們對任何一個案件都不可能做到百分之百的正確，不可能做到讓原告、被告都滿意。所以我們只能以法律為標準，追求個案中的公正。“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這種公平正義不可能在純粹實質意義上呈現，而只能透過形式正義，以保障實質意義的公平，或者在形式正義的前提下追求實質正義。如果不講法律的形式理性而一味追求實質理性，必然導致的一個結果是前述個別調整架空一般調整，實質追求沖淡法律規定。因此，不能以個案實質理性的個別調整來架空法律形式理性的一般調整。法治思維必須強調當形式理性與實質理性對沖時，形式優位于實質。

第五個向度：程序塑造實體——程序優位

這個向度和前一個向度緊密相關，不過前一個向度是在法律規定和個案事實之間進行比較，在一定意義上是一種“外部立場”或者“外部觀察視角”;而程序和實體的比較，則聚焦在法律內部，屬于“內部立場”或“內部觀察視角”。法治秩序的構架從法律程序和法律實體兩方面展開，一般而言，一個法律體系在程序和實體上應當是同一的，但也不排除兩者間可能出現沖突的情形。那么，當法律程序和法律實體間發生打架、出現沖突時究竟應強調哪個優位?對此，法學界大致上形成了共識，即程序優位于實體——當法律程序和法律實體發生沖突時，毫無疑問應當強調程序優位。

第六個向度：技術決定價值(道德)——技術優位

法律是“公正善良之術”。但遺憾的是我們現在談到“術”這個詞時，往往以為“術”是次要的，即工具理性是次要的，價值理性才是重要的。那么，當法律技術和道德價值相沖突時，究竟要秉持技術優先還是價值優先?筆者認為，一定要強調工具理性或者技術理性優先。這里涉及到道德和法律的關系問題。在中國古代的刑法(刑)和民法(禮)相分立的背景之下，強調道德(禮)優位于法律(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在今天法律已全方位地介入社會生活方方面面的時候，再這樣強調就名不副實了。我們的法律必須是良法，必須建立以德立法的良法體系。而這個體系一旦建立了，則要毫不遲疑地強調以法統德。法律就是最基本的道德。特別對于公權主體而言，法律之外再沒有其他道德。一切道德，不論是私人道德、職業道德、公共道德還是政治道德，都應當被納入法律當中。

第七個向度：理性決定情感——理性優位

理性和情感，是人們經常遇到的一個重大話題，法治實踐也不例外。法治就是要以理性的法律體系管理社會、規范交往。在法治時代，在法治環境下，我們經常苦于理性和情感的激烈沖突，也經常困惑于理性與情感如何協調，如何交融，但理性與情感的沖突卻是無所不在的。筆者認為，應堅持理性決定情感的原則，強調理性優位。向來關注法律的人，都把法律視為是一種理性的表達。事實上，法律也罷、法治也罷，就是一種理性規則體系，一種理性邏輯體系。

第八個向度：邏輯結構修辭——邏輯優位

法律是一套理性邏輯體系，但法律的實踐總會遇到修辭論辯問題。那么，在法治實踐中，邏輯和修辭相比較哪個更重要?我國是所謂“詩的國度”，我們喜歡用詩體語言表達我們的情感。即使在法律活動，特別是司法活動中，也充滿了修辭語言。然而，過分強調修辭，勢必會沖淡邏輯力量，所以長期以來，在我國法律理性也總是屈從于人們的情感修辭，緣由可能就在于在法律實踐中我們過分注重修辭而不注重邏輯。筆者認為，應當強調邏輯優位于修辭。盡管這兩年筆者提出了一個理念：一切制度都是修辭，因為一切制度都是預設，如法治——為什么人要服從法治?原來這只是個修辭預設;再如無罪推定，在罪疑時，為什么要做無罪推定而不做有罪推定?原來這也是一個預設性修辭。但是這種修辭預設一旦變成了推理的邏輯大前提，則要義無反顧地堅持邏輯優位，否則，法治的大廈將面臨坍塌的危險。

第九個向度：反思引導直覺——反思優位

法治思維是復雜思維，強調根據法律對事實進行反思尤為重要，這不同于簡單思維或直覺思維——盡管直覺思維在法律活動中有時也能發揮很大的作用。復雜的反思思維和簡單的直覺思維當然可以共存，但也不無沖突。當復雜的反思思維和簡單的直覺思維在法律活動中發生沖突時，應強調反思引導直覺。(北京理工大學法學院教授　謝暉)